潘家华:碳中和,不能走偏了

5月8日下午,在“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”成立大会上,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指出,一提碳中和,森林碳汇、水稻养殖等诸多领域都热情高涨,大有“大干快上”、喧宾夺主之势,然而这些领域都是气候中性碳,依靠栽树推动碳中和势不切实际的。中国森林碳汇一年4.34亿吨,对于超过百亿吨的化石能源碳是“杯水车薪”的。

他强调,碳中和的主攻方向在于能源。然而能源“双控”要求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并不合理,他认为,应该控制的是化石能源碳排放,二零碳能源则多多益善。关于碳交易市场,他认为,由于交易成本过高、企业数量较少、易形成寡头,碳排放长期趋于归零,碳交易市场不可能做大做强。

潘家华指出,发达国家从达峰到中和多在50年以上,而中国只有30年,这绝非易事。那些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,碳中和也将迎刃而解的观点并不符合现实情况,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成立。

以下为潘家华题为《碳中和:不能走偏了》的演讲节选(21世纪经济报道略有删节调整)。

不能指望栽树实现碳中和

关于碳中和的解读,现在有些理解走偏了。以前对碳的关注度并不高。2020年9月以来,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碳中和,而且在中央多次会议上要求落实。国家一句号令,千军万马、上上下下都积极表态推动碳中和,这是没错的。但问题在哪儿呢?感觉有些喧宾夺主,非二氧化碳、森林碳汇、水稻养殖甲烷等等很热闹。但实际上,碳中和主要或基本上指的是化石能源的碳,其他的碳相对于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,并不是碳中和的主攻方向。

在温室气体排放中,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多少呢?80%。甲烷中间至少有40%是由化石能源产生的,30%氮氧化合物也是化石能源产生的。所以要抓主要矛盾,这才是正道,才是正理。绝对不要喧宾夺主,不要一说碳中和,似乎什么领域都可以做贡献。

现在广为流传的碳中和“天平图”,实际上是错谬的。在“天平”一侧,大量排放依旧,另一侧,则靠碳汇来中和。从科学上讲,这是错的,原因是:绿色植物是碳汇,也是碳源。这些绿色植物叫气候中性碳,它们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,最后它是生命体要死亡、要枯枝落叶,最后又回到了大气,怎么可能是永远的碳汇呢?

在某一个时间段,绿色植物可以有这么一点碳汇,从长远来看,植物碳循环是气候中性的,不要以为,栽了树就可以把碳给中和了,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。

说到碳汇,国家林草局2019年出版的《中国森林资源普查报告》显示,我国森林碳汇一年4.34亿吨,如果换算成二氧化碳,也只有12亿吨。而中国2019年全口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140亿吨,其中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102亿吨。即便是真的碳汇,要中和年总量超过百亿吨水平的化石能源碳也是杯水车薪的。

所以森林植物的主要功能不在碳汇,而在可再生能源。生物质燃烧有碳排放,但是,生物可以气化替代天然气,生物乙醇可以替代汽油,生物型碳可以替代煤球,生物质可以直接燃烧发电。这才是森林植物的真正功用所在。

碳中和,真的不要走偏了。农业林业的碳,多属于气候中性碳,碳是来自于大气中间的。牛吃草、猪食料、养殖业释放甲烷,又回到了大气,它们都是气候中性的。

调整能源结构,不宜限制总量

碳中和最直接、最直观可测的是能源、能源,还是能源。没有捷径可走。

事实上,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碳,我们需要的是能源服务。煤发的电是电,光伏、水发的电也是电,两者是均质产品,和来源没有关系。

所以德国最初说在2042年把煤炭归零,后来提前到2038年,现在明确2030年将煤炭归零。德国碳中和的技术路线做得非常详细,基本上都是化石能源,其他的微乎其微,也没有什么大量碳汇的表述。

关于碳中和,我们的政策必须要理性。例如能源“双控”。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干什么呢?该控制的是化石能源,零碳能源多多益善,为什么一定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呢?如果一个地区有无限风电、光电,完全可以大力开发利用,控制总量是没必要的。

我们必须承认煤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,没有煤炭,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现在是不可能的,但是这并不表明,煤炭还有未来,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。

关于氢能,这是二次能源,如果它是源自于化石能源,依然是高碳的,未来氢能必须来自零碳的可再生能源。

全国碳中和,是一盘棋,要协同,不可以单打独斗。比如大西北风光无限,大西南水电潜力非常大,东南沿海是经济重心,相对来讲人口密度高,经济活力强,陆域空间小,但是海洋风电也有很大潜力,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空间和时间差异或不可控性较强,必须要区域协同,多能源品种协同。

碳交易市场成本过高、前景堪忧

从国际上看,咱们是发展中国家,我们定位是非常明确的。但是在碳这个问题上,中国确实要认清我们现在不是微不足道的。我们现在的碳在全球的占比,超过1/4,2020年,超过了OECD经济发展合作组织所有经济体的总排放量,人均上,我们早已超过欧盟水平,正在逼近OECD人均。

实现碳中和,我们当然有难度,而且不是一般的难。因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,发达国家碳达峰都是自然达峰,没有什么人为干预或约束。我们现在是要人为压峰、降峰,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所在。不仅如此,发达国家从达峰到中和,多在50年以上。我们总能量巨大,却只有30年时间,所以实现双碳目标绝非易事。

我们想着,随着收入的增加,碳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其实,不尽然。美国人均GDP超过6万美元,欧盟、日本人均5万美元,在碳的问题上仍然举步维艰,中国2020年刚过1万美元,低于高收入国家最低起点(人均12600美元),以为我们通过发展就能降低排放并不现实,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这儿并不成立。

关于碳市场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,市场手段很有用,但是必须要清醒的是,从长远看,碳交易市场不可能蓬勃兴旺,市场功能也很有限,因为配额交易必须要交易成本低、交易主体多。而碳是无形产品,要核查、登记、交易,众多环节且不说寻租,更不说腐败,正常的运行其成本就很高。而碳交易市场中,化石能源排放大户大都是上游原材料企业,这些企业数量较少,易形成寡头;上游企业也可以轻易将碳成本转嫁出去。而从全球看,2050年前后,不少国家开始接近碳中和,最后碳排放大体归零,所以碳市场不可能做大,也不可能做强。

所以,美国倡导并植入京都议定书的三大市场机制,即碳交易、清洁发展机制、联合履行,但美国都没有参与;欧盟在2005年做了碳交易体系,但15年来,苟延残喘,也谈不上生机和活力。

(作者:夏旭田,缴翼飞)

来源 | 新浪财经、21世纪经济报道

汪 鹏(Peng Wa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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